经济背景及税制介绍

数字服务税作为世界各国应对经济数字化转型趋势的重要手段和税收工具，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关注。围绕数字服务税的定义、适用范围、税率设定、征收方式等核心问题，各国逐渐展开体制机制构建和实践探索。然而，由于各国在税收利益分配、全球税收治理等方面存在的复杂分歧和差异性考量，数字服务税面临诸多亟待协调和解决的问题。在G20层面，全球各国经过多轮协商，于2021年7月达成双重支柱国际税收改革方案，并在2022年12月召开的巴厘岛峰会上通过“G20数字经济合作框架”。在区域层面，欧盟积极推行数字服务税法案，预计将从2025年1月1日起正式落地实施。本文通过梳理各国数字服务税发展历程，总结其主要特征，全面系统性阐述我国实施数字服务税的必要性、途径和具体方案，以期为我国在国际税收合作治理领域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借鉴。

国际数字服务税缘起及其发展现状

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2020年受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影响，传统经济遭受重创，经济数字化转型加速，数字经济规模空前扩大。据统计，2020年全球47个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2.6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为43.7%。发达经济体数字经济增加值约为23.6万亿美元，发展中经济体数字经济增加值达9.0万亿美元。在此背景下，跨国数字企业凭借先进技术优势、规模效应，在各国税收优惠措施下，迅速做大做强，形成垄断之势。但与此同时，许多国家普遍存在的提供数字服务的非居民企业不申报纳税、转移定价等偷漏税问题也引人关注。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数字服务在全球范围内每年偷漏税导致税收损失高达2400亿美元。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作为数字服务的主要消费市场，在本国居民购买跨国数字企业提供服务的同时支付巨额增值税，与此同时本国政府无法向这些跨国企业征收任何所得税的情况，使得税收权利分配严重失衡，损害税收公平。因此，近年来，英国、法国、意大利等经济体纷纷开征数字服务税，旨在扩大税基，为政府财政收入提供新的支持。

从已经开征和计划开征数字服务税国家的实践情况来看，数字服务税具有以下几个典型特征：一是具有较强针对性。数字服务提供商根据使用情况、受众规模等因素，纳税额逐级递增。二是税费征税范围有限。仅包括部分数字服务，如在线广告、数字中介平台、用户数据销售。三是研发投入条款。为鼓励跨国数字企业在当地设立研发中心提供创新动能，各国数字服务税方案普遍设置研发成本扣除等激励措施。四是权益再分配条款。部分经济体对在本地对外支付国际税收平台，或者数字服务交易中的收益税收开展返还工作。五是设置若干过渡性隐性条款。对跨国数字企业的经济资源投入和投资成效要素开展差异化处理管控。

尽管如此，数字服务税作为完税方存在诸多问题。国际税收公平引人关注，各国对企业利润税收分配存在分歧。同时，各经济体间税收利益分配，不同税收管辖背景下的监管，经济体间税收管辖权协调问题，也给数字服务税税收权益分配协调带来了更大难度。此外，跨国数字企业的跨境销售、支付等流程更加多元，经济体间数字服务企业税收监管主体划分不明确，税收制度设计选择面临诸多挑战。因此，各国在全球层面开展合作磋商，以谋求在经济全球化工业化信息化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数字服务税制度体系。

我国实施数字服务税必要性及优势条件分析

(一)实施数字服务税的必要性。首先，实施数字服务税有助于我国税收权益保护。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以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零售、移动应用等方面的市场份额超过全球总市场份额的30%。但是与此同时，我国跨境电子商务、数据跨境交易等数字经济领域税收权益保护显著不足。我国出台数字服务税，可以有效遏制数字服务税收流失现象，保护我国和相关经济体税收权益。其次，我国建立数字服务税制度，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商业数字领域规则制定的重要举措。我国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数字经济各领域在中国渗透率不断提高。为更好谋划全球数字贸易领域发展切磋博弈，我国建立健全数字服务税制度体系势在必行。

(二)实施数字服务税优势分析。首先，我国具备成熟的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我国互联网技术水平发达完善，电子商务市场规模位居全球第一位，移动支付业务体量世界领先，全国电子商务核心企业数量超过50万家，已具备开展数字服务企业经营活动的基础；我国已推出缩小地区区域发展差距的数字治理规划，为我国在全球范围内发展数字经济治理提供基础平台。其次，我国数字经济市场规模庞大，国内外数字市场体量远超其他进入数字市场中心的经济体，我国实施数字服务税经济效益显著。

数字化服务税制体系路径选择及模式构建

(一)差异化处理管控方案。我国可同数据服务业发达程度较高的经济体在地区产业发展、跨境支付和税收领域展开合作，重点推进境外数字经济合作伙伴的双边税收协定协商，优化税收管辖权分配，促进企业税收权益保障，有效减轻数据服务企业税收负担。同时，建立健全数字服务企业跨境税收权益联动机制，及时掌握国内外企业数字经济跨境资源配置情况，为我国投放和海外布局调整提供税收政策措施。

(二)构建定量评估兼顾复合计算的税收制度。为兼顾国内经济管辖和国际税域分配，我国可参考英国的数字服务税模式，对销售额进行阶梯式征税，根据销售额50%以上作为复合税率的计算依据，在税收管辖分配中，超一定额度进行累进加翻。同时，针对国内数字服务经济、相关经济体金融领域企业进行数字服务贸易、互联网数字贸易领域计算权重和分配方案，有针对性地修正权重分配，税收管辖权考量冲刺。结合我国不同经济体数字服务税收管辖、调整和观望期政策，明确双方适用国内数字服务税税务管辖，适用国内数字经济税税费调整税务管辖和国际数字服务税税务管辖的内容及其范围。

(三)制定考核港澳台地区共融互利的地区性国际税收分配措施。国家政策因素影响不同经济体数字服务税收权益保护和国际数字服务税制度体系着眼点分化，国内可选择更多合作税收经济体，组织税收咨询合作机制建设。在港澳台地区适用范围方面，在既往OECD协定基础上，可设置多一层税收协定。港澳台地区适用国内数字服务税收范围调整，合乎不同地区税收协议。同时，针对部分港澳台专属经济区，可设置特殊特殊权益处理管辖税措施。

(四)我国数字经济税收制度体系附加澄清管辖划分方案。对全球数字服务贸易领域的纳税企业种类作出明确划分，并特别针对我国与其他数字经济体、港澳台专属经济区开展数字合作、共享税收领域探究，开展国际谈判和相互承认。

结语

综上所述，从必要性、优势以及路径探寻等多维视角综合分析，虽然我国现行数字经济领域治理刚刚起步，但是相较于全球范围内部分经济体数字化经济体系设计、全球范围内数字税收治理实践探索的初期，我国数字经济治理手段创新和理念创新值得深入研究。因此，我国在完善和制定数字经济领域税制的同时，应与各经济体展开积极磋商，为我国在国际化全球治理领域提供有益经验和参考。